• 《周恩來主持政務歲月》節選之一

    決策香港問題

    作者:    發布時間:202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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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開國大典隆隆的炮聲,新中國成立了。采取什么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成為中國人民不得不考慮的事情。

    其實對這個問題,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之后,便已有所考慮,并做出“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慎重決定。

    進城前夕,毛澤東在西柏坡曾經告訴來華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傊,要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最后的決定!薄1〕

    中共中央做出這一決定,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

    從國際戰略的角度看,主要是為了分化帝國主義陣營,爭取更多的朋友。新中國建立之初,美國政府對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行包圍和封鎖。英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承認了新中國,但是卻追隨美國,想拉美國一起來防衛香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認為,與其讓英國拉美國一起來防衛香港,不如把香港暫時放在英國人手中。周恩來曾這樣解釋:“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斗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做決定的。我們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中,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斗爭!薄2〕

    從國內發展的角度看,則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在國際上的特殊經濟地位。一個多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我國貨物進出的轉口港,是我國和外國之間經濟、文化、市場信息聯系的橋梁。周恩來認為:“那個地方大有可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

    20世紀50年代中期,周恩來通過一種特殊方式將中共中央準備如何解決香港問題的信息,傳遞給英國方面。

    1955年10月8日,香港總督葛量洪到北京訪問。當時,葡萄牙正在準備慶祝澳門“開埠”四百周年。周恩來在接見葛量洪時有這樣一段對話:“葡萄牙準備慶祝澳門‘開埠’四百周年,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答復,否則,葡萄牙會對印度說,中國人都能容忍,為何印度人不能容忍?葡萄牙準備大規模的慶祝,為時一個月,這不僅會刺激在澳門的中國人的感情,也會刺激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感情。因此,中國會有所答復!薄3〕

    葛量洪問:“如果葡萄牙把慶祝由一個月改為一天,而且是靜悄悄地慶祝,則如何?”

    周恩來回答:“我們考慮到的是,葡萄牙準備做大規模的慶祝,還沒有考慮到其他的可能性。不過,在這個時期,葡萄牙這種做法不僅會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會刺激亞洲人民的感情。在果阿問題〔4〕之后,中國并沒有采取行動,不知葡萄牙為何要對中國人民進行這種挑釁?我們愿意在南方能夠安靜,而且,我們既然主張和平共處,就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因此,我們迄今并沒有提出澳門問題,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們已經忘記這個問題!

    周恩來對如何解決香港問題進行比較全面的考慮,并傳達出有關信息,是在1957年春天。

    1957年的春天,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國內已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然而,三大改造,特別是這場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產業界一些朋友的疑懼和不安。

    為了最廣泛地動員海內外一切積極因素投入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周恩來在上海發表了關于香港問題的重要談話,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政策。這篇講話對爭取香港各界積極支持國內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1957年4月28日,和暖的春風吹拂著上海。

    在上海延安西路二百號小禮堂內,春意融融,周恩來在這里舉行座談會。受邀請的除了上海市委有關領導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們。如盛丕華、胡子嬰、盛康年、吳志超、唐志堯、簡日林等。

    周恩來選擇上海來開這個會,是因為香港的資本家許多是從上海去的,香港與上海之間有一種天然的、難以割斷的聯系。

    周恩來宣布:座談會就從香港問題談起。他用親切的目光環視了一下到會的朋友,接著說:“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況,你們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與海外有廣泛的聯系,能不能夠幫助我們做一些工作呢?”周恩來希望大家不要拘束,敞開心扉,說出自己的真心話。

    短短幾句開場白,緩和了大家略微緊張的心情。在輕松、親切的交談中,周恩來了解到許多他渴望了解的真實情況,并且有針對性地回答了一些問題。

    盛康年談到榮家(指榮毅仁家)買了兩輛新式汽車,不敢坐;洪佐堯很有錢,而沒有買汽車,周恩來聽后說:“工商界應有幾輛汽車,否則人家奇怪,汽車全是機關里的。你們有外匯可以自己買,要公家代買也可以。公家汽車可以出賣一些!

    吳志超談到香港工商界對國內的“五反”運動耿耿于懷,說現在情況好了,但今后情況如何還想再看一兩年。周恩來說:“太少了,應該多看幾年!”

    簡日林談到國內的工資改革也搬到香港,工人意見很多,周恩來急忙問:“工資后來加了沒有?”簡日林回答:“加了!”周恩來又問:“你們廠獨立起來行不行?”簡日林如實告訴總理:“有客觀困難!敝芏鱽砗敛缓嘏陌逭f:“可以管得松一些,讓港廠獨立經營!

    會議結束前,周恩來做了總結性的發言。

    周恩來首先表示:今天聽到大家反映的情況,很有收獲,大家談得都很好。這些意見,中央要進行研究。

    接著,周恩來對一些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確指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與內地不是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連英國也可能這樣想!彼又f,“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系的范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所以,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我們在香港的企業,應該適應那里的環境,才能使香港為我所用。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薄5〕

    當時,國內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私營企業已經全部公私合營。那么,對香港的企業要不要去變動呢?周恩來態度堅定地指出:“不要去變動它!”他說,“沒有合營的不要合營,否則在原料、市場、銷路上反而吃虧,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至于將來怎么辦?我們不會來個七反八反的,不會像‘三反’‘五反’那樣的搞法。我們這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幾十年的工業化,經濟力量會更加強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來,在那里發展這個陣地有好處。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

    聽了周恩來這番話,在座的朋友們非常感動。周恩來在無形中化解了他們心中的疑慮。

    最后,周恩來歉疚地檢討了某些部門過去在執行政策上出現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們的諒解:“我們過去對有些事情處理方法上有些問題,但不能說大的方面錯了。有偏差可以糾正,如對外貿易,應該管制,但不能管得太嚴!薄拔覀円蜷_局面,就得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講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圖。過去我們搞得比較死,但總的說是對的,否則上不了軌道,F在既上了軌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變!薄6〕

    簡而言之,周恩來的講話突出了三層意思: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這三層意思,實際就是周恩來對解決香港問題的初步構想,反映了他從實際出發,善于把握大局的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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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冬天,香港大學以E.C.布蘭頓教授(英籍)為首的訪問團24人和國民黨元老陳友仁之子、香港著名律師陳丕士等5人越過羅湖橋,踏上了新中國的土地。

    12月的北京,已是天寒地凍,然而,陽光依然那么燦爛。陽光下,中南海內金碧輝煌的古老建筑越發顯得燦爛奪目。12月23日那天,幾輛黑色的小轎車緩緩地駛進中南海,沿著柏油路向紫光閣開來。在這座美麗的殿堂里,周恩來接待過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汽車在紫光閣的臺階前停下,布蘭頓等人走下來,周恩來伸出溫暖的手,迎接來自香港的客人。

    訪問團的客人十分復雜,其中大部分是抱著懷疑態度來看看的,他們對新中國很不了解。

    周恩來的熱忱給了他們最初的美好印象。

    陪同周恩來接待訪問團的有文化界著名人士楚圖南、陽翰笙、沈雁冰、鄭振鐸、丁西林、張奚若等,以及外交部有關負責人章漢夫、黃華、雷任民等。

    談話中,周恩來說:“香港離北京不遠,但是消息不通,有隔閡。你們這次來了,要想法把消息溝通才好!”

    周恩來問:“不僅是消息不通,交通也不靈,不通暢,香港到廣州,廣州到香港很麻煩,把它通起來好不好?”

    他的話引起大家的興趣,布蘭頓教授指著原港大畢業生石志仁說:“你們鐵道部的副部長,很向往母校,如他愿意的話,一定能想辦法把這件事辦好!

    周恩來高興地說:“如果大家都贊成,就請副部長辦好了!边@位鐵道部副部長正是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時的同學,三十年前,周恩來赴歐歸來途經香港,就住在他的家里。

    在熱烈而親切的氣氛中,周恩來話鋒一轉,談到北京、香港和廣州之間的關系,他說:“這個問題是最切身與最現實的問題,我們希望關系更緊一些,更密切一些!敝芏鱽碇赋,“過去我們經常經過外交途徑,把一些情況告訴英國代辦處,我們希望今后不必都經過英國代辦處,而和香港政府能夠直接接觸,這樣會便于兩個地方關系的增進,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間的關系!

    布蘭頓表示,回去后會盡量發揮作用。

    周恩來還提到,在座很多朋友與臺灣有聯系,希望他們對中國的統一問題多做貢獻。

    談到英國民族的特點,布蘭頓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就在戰壕里等待著戰爭的結束,結果戰爭還是結束了,我們英國人的特點是有耐心,我們應該忍耐!

    聽到這里,周恩來同意地點點頭:“英國民族的特點是有耐心,我們要學習英國人的等待和耐心,我們更有耐心等待真理的實現。中國人民等了一百年,一個自由、民主的獨立國家還是等出來了!

    布蘭頓稱贊:中國人的耐心可以得到最高的分數。關于周恩來個人,如果在英國的話是可以得到獎章的。

    談到中國的建設,周恩來表示:一切還剛剛開始,“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我們在文化上和經濟上都很落后,比起西方國家和蘇聯都落后得多”。

    布蘭頓卻說:“我覺得中國有這么大的面積,情況并不像總理說的這樣。來了以后對中國人民的情緒了解到一些,中國人民有這種思想情緒,任何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薄7〕

    這次會談,使這些過去對中國情況一無所知,或受到帝國主義影響對中國持有偏見的朋友們,重新了解到一些中國的實際。

    12月20日、27日,周恩來兩次會見了與香港大學英籍教授一同來京的陳丕士等人,并在西花廳家中請他們共進午餐。

    在第一次談話中,周恩來熱情稱贊陳丕士的家庭是“國際家庭”“外交家庭”。陳丕士的父親陳友仁在大革命時期對革命很有貢獻,支持過省港罷工。周恩來向他們詳細介紹了省港罷工的情況,并一再贊揚以國民黨左派著稱的廖仲愷對罷工的歷史功績。

    陳丕士很感謝周恩來對他父親的評價。他說當時自己在武漢外交部工作,曾與英國人談判,由于年輕,爭不過英國人,就去請教父親。陳友仁告訴他:“你只需要向英國人說一句話就夠了,那就是:中國人民不同意!

    在座的有一位年輕姑娘,她是香港大學的學生。

    姑娘直率地問周恩來:“香港問題怎么樣?”

    周恩來坦白地回答她:“香港問題我不能肯定地說,你今年才21歲,到80歲還有六十年,總有一天,你會看到香港問題得到解決的!薄8〕

    周恩來珍愛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對解決香港問題寄希望于香港人民,他說:香港人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同胞,他們愿意看到祖國前進。在第二次談話中,周恩來著重談到在香港設立機構問題。

    周恩來問陳丕士:“從律師的角度看,在香港用什么方式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觸最合適?”

    陳丕士回答:“我認為在香港的中國人都愿意看到中國有一個正式機構設在香港,和大陸發生聯系!

    周恩來懇切地希望他在香港多做一些和平工作,陳丕士答應一定盡力去做。他不無遺憾地說:“六年來我對香港了解得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夠,工作做得不夠,現在接觸了一下,知道那個地方大有可為。那個地方有那么多的中國人,都非常關心祖國,而且從來就看成那是自己的地方!薄9〕

    訪問團在中國內地停留了三個星期,對新中國有了更多的了解。當他們踏上歸途,再次走上羅湖橋時,不禁留戀地回過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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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香港實行“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方針,是不是對香港的事情就不管了呢?不是。周恩來在會見來自香港的學者和青年朋友們說:“維持現狀不是永遠不管,否則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子孫!薄10〕

    1958年,周恩來在武漢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派專機將港澳工委秘書長祁峰接到武漢,在談話中明確提出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一整套正確的政策!11〕

    在政治上,周恩來要求,對香港問題要做長期打算:“香港的干部如果有等待解放的心理,那是有害的,不要等待解放,而要按英國繼續統治香港的情況來布置工作!薄坝遣粫p易放棄香港的,對于香港,英是必爭,我是可用。在這一點上我與英是一致的。大家不想香港落在美手上!

    在經濟上,周恩來進一步強調:“香港是自由港,應該讓香港起自由港的作用!

    周恩來要求有關部門加強對香港經濟工作的研究,比如在出口商品中,哪些與香港工商業家或新界農民有矛盾?哪些與民族主義國家有矛盾?我們出口的商品與香港的織布業、罐頭業、文教用品業、玩具業等究竟有多大矛盾,要調查清楚。周恩來說:“只有調查清楚,才好解決這些矛盾!

    對于在港機構的工作,周恩來指出,一定要適應在香港的特點,“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脫離群眾”。關于在香港辦報,周恩來指出:“要站穩愛國立場,堅持黨的方針,但要靈活,否則辦不好!彼要求,“香港中國銀行應該成為海外銀行的標兵,不能把海外銀行辦得和國內一樣!

    周恩來還就一些問題提出要求,他強調:港澳工委領導下的企業單位從所有制來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從經營管理方式來說,是以資本主義為指導的,從勞動關系和人事關系來說,則是統戰性質的。有些單位雖然是社會主義性質,但形式上是公私合營或私營。他說在港澳如果不適應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律,我們能弄到這么多外匯嗎?港澳是資本主義占很大優勢的地方,經營管理的方式方法不適應這個特點不行。對機構內部的職工教育,周恩來認為基本是愛國主義的要求,愛社會主義祖國,不提“團結、教育、改造”,而提“團結、教育、提高”。對干部在思想作風上要嚴格要求,但在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上也要照顧當地習慣,講究策略!12〕

    為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方針,周恩來還強調,要幫助香港解決各種困難,不允許影響香港的社會安定。他說:香港90%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對他們遇到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幫助解決。

    香港前總督麥里浩曾說:“在我作為總督的年月中,我發覺中國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廣東的官員一貫地和日益增加地(對香港)提供幫助!薄13〕

    麥里浩的話毫不夸張。周恩來擔任總理期間就是這樣做的。

    大到政治問題,小到物資淡水供應,周恩來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這些工作對香港經濟的發展、政治局勢的穩定、人民生活的保障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香港同胞很難忘記,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那段旱情嚴重的日子。在這幾個月中,從深圳到香港幾乎沒下一場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庫和鐵崗水庫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連有限的死庫容水量也被抽上來使用。到處可以看到,水龍頭前排著長長的隊伍,干旱擾亂了人們正常的生活。

    面對無水之苦,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聯名給廣東省省長陳郁寫信,請求協助解決香港用水的困難。香港人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廣東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積極措施提供幫助。當時,廣東省人民政府一方面允許香港巨輪駛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同時,開始醞釀討論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馬河供水工程。

    香港供水困難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傳到周恩來耳中。他非常重視這件事,并且積極支持廣東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

    1963年12月,周恩來準備訪問亞非14國。出訪之前,他繞道廣東,親自了解并過問了供水香港的問題。

    12月8日,周恩來到了中南局書記陶鑄家中,聽取廣東省水電廳廳長劉兆倫匯報石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匯報。參加會議的有陶鑄、陳郁、曾生等人。

    匯報結束后,周恩來做出六點指示:

    1.向港供水問題與政治談判要分開,所謂事實上連在一起而公開的又不連在一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供水談判,可以單獨進行。

    2.供水方案,采取石馬河分級提水方案較好,時間較快,工程費用較少,并且可以結合農田灌溉,群眾有積極性。

    3.供水工程,由我們國家舉辦,應當列入國家計劃。因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辦比較主動,不用他們插手。

    4.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費的辦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設投資費用,水費應該實行經濟核算,每一噸收一角錢(人民幣),可定下來,不要討價還價。

    5.工程由廣東省負責設計和施工,工程費用由廣東省按基建程序上報國家計委,由國家計委審查批準。

    6.供水談判由廣東省負責,請港英當局派人進來談,談判如何進行,由廣東省請示外交部決定。

    在周恩來的關懷下,1964年2月,石馬河工程全線開工,到1965年春天僅用一年的時間即竣工。這項工程不僅解決了深圳地區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協議對港供水,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食用水的局面。

    香港人民的“菜籃子”也是周恩來關心的一個大問題。新中國成立后,香港地區絕大多數的日用品和副食品都是由內地供應。因此,搞好對港澳地區的供應工作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周恩來多次指示:“香港是個自由港,可以多出口”;“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后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重要任務!

    周恩來說:“香港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是我們供應。你一退出,日本就占領了市場,臺灣也會搞人進去,就更不利。這樣就把大本營讓給敵人了,對長期斗爭不利!

    為了做好對香港地區供應副食品的工作,1962年,在周恩來的關懷下,開行了三趟專門為港澳供應鮮活冷凍商品的快運貨物列車,俗稱“三趟快車”。當時,國內剛剛經歷了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食品極度匱乏,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降低了糧食定量,肉蛋油也很少吃。但是為了保障香港人民的“菜籃子”,周恩來要求各地都要負擔一些。

    在周恩來指示下,各地將最優質的食品一點一點收集起來,運送到香港。最初的一列快車,是由湖北江岸直達深圳北的751次列車。在這趟車開行一百列時,鐵道、外貿兩部委聯合召開經驗總結會。隨后,鐵道部起草了《關于鞏固和推廣快運貨物列車的經驗》。周恩來在這份經驗報告上親筆批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應組織同樣的快車!薄14〕

    同年9月,國家經濟委員會批準了鐵道部的上述文件,使供應港澳快運貨物列車運輸方式得以正式推廣。三趟快車的開通,適應了港澳市場敏感多變和競爭激烈的特點,也起到保障港澳同胞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

    除了物質上的關心,周恩來還十分重視兩地的文化交流,豐富了香港地區的文化生活。他多次派出各種文化和文藝團體到香港演出,如潮劇、京劇、越劇、昆曲等。他還多次會見赴港演出團,親自審查劇目。1963年,京劇演員馬連良、趙燕俠、張君秋等赴港前,周恩來把他們請到西花廳家中,對他們說:“通過演出應該使香港觀眾看到京劇的新氣象,使他們對黨的推陳出新的方針有所了解,改變他們對京劇的舊的觀念!薄15〕

    在這里,周恩來更深層次的想法是,通過這樣的文化交流,加深香港同胞對新中國的感情和增進他們對新中國的了解。

    對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周恩來都是及時制止,予以糾正。

    195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四十五周年紀念日。然而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里,國民黨特務分子在香港九龍制造了大規模的騷亂和暴行。他們糾集了數千名暴徒對多個學校、商店進行襲擊、搶劫、縱火,使香港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危害,周恩來非常氣憤,兩次會見英國駐中國代辦歐念儒,抗議香港當局沒有及時制止這一暴行,要求他們保護在港中國居民的安全。

    1967年5月6日,九龍新蒲崗的香港人造塑料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香港警方進行鎮壓,打傷許多工人。香港地下黨領導的工會,受到國內正在開展的“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影響,組織工人、市民罷工、罷市,人們手持毛主席語錄,沖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墻上張貼大字報,高呼“愛國無罪,抗暴有理”,情形就像內地發生的紅衛兵運動一樣。民眾和警方發生嚴重沖突,斗爭持續了三個月,最終遭到警方鎮壓。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震撼香港的“反英抗暴斗爭”。對這種“左”的做法,中共中央是不贊成的,在得到毛澤東批準后,周恩來糾正了這一錯誤,堅持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4

    和平解決香港問題與中英兩國關系的發展是緊密相關的。英國承認新中國較早,但是由于受到美國的影響,一直不肯接受中國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因此中英建交經歷了復雜過程,香港問題也由此長期不能提到兩國的議事日程上。

    1960年,英國通過蒙哥馬利元帥訪華向中國試探兩國互派大使問題。周恩來在回顧中英關系的歷史情況時批評了英國,他說:“我同艾登商定的第一步是互派代辦,因為當時英政府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能代表中國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在聯合國投票反對我們,支持蔣介石,蔣介石說只有他能代表中國。由于這樣的原因,我們只能同英國建立半外交關系。當時艾登曾要求我們給他時間讓他推動美國承認中國。他說這需要幾年時間,我說我們可以等待,只要他們在聯合國反對蔣介石,投我們的票,贊成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我們就同英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我還說,不一定要等到美國承認了新中國,這兩個問題可以分開。英國可以采取印度在聯合國的態度,即不承認蔣介石,主張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甚至聯合國不通過也沒關系,只要英國采取緬甸和印度相同的立場,問題就解決了。但是不幸的是,我們等了六年,情況更不好了!薄16〕

    1971年11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當時,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將香港、澳門列在殖民地名單中。周恩來過問此事,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奉命致函該委員會,重申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指出香港、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占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中國主權范圍的事,根本不屬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疇”。因為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列舉的殖民地,是要使其“獲得獨立”的,而香港、澳門則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要對被占領的領土恢復行使主權。經過斗爭,非殖民化委員會不得不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刪除。這為以后中國通過外交途徑同英國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1972年,中美關系開始實現正;,這也推動了中英關系的發展。這年3月,中英正式建交。隨后,英國政界人士相繼訪問中國,香港問題成為他們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談話的重要內容。

    1972年10月13日,周恩來會見英國保守黨上議院議員、湯姆森報業聯合公司董事長湯姆森和《泰晤士報》主編丹尼斯·漢密爾頓,對方問:“關于香港問題,總理無疑會知道,我們英國關于香港新界的租借期限快要到期了,到期以后,中國的政策如何?”

    周恩來明確地回答了兩點:第一、作為一個國家來說,租約到期的時候,總是要談判的。一定要談判!現在我們和英國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系,上了軌道了,那么將來我們總要談判,這是肯定的。第二、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割去的領土總是要收回的嘛。在近代,并不是中國開這一個先例。但是中國有個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這些事,這是毛主席的政策。我們要根據時代的發展,總是要在適當的時候,談到這個問題。

    周恩來特別強調:“香港問題是要經過談判,但不是現在,現在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到1997年,剛好是租借九十九年,世界上在變化,到時候考慮這個問題!薄17〕

    11月1日,周恩來會見來中國訪問的英國聯邦和外交事務大臣霍姆時,對解決香港問題做出更明確的回答:“香港問題要通過談判、協商解決。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解決香港問題,要認真談判,不會采取突然行動,F在也不要談判。只要亞洲不打大戰,香港現狀就可以維持。這對我們都有好處!薄18〕

    周恩來的這些談話表明,在新的外交格局下,中共中央已經在考慮如何解決香港問題,確定收回香港的時間是1997年;方法是和平解決、談判協商解決。

    注釋:

    〔1〕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6頁。

    〔2〕 《周恩來》(開國領袖畫傳系列),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頁。

    〔3〕 周恩來會見葛量洪談話記錄,1955年10月8日。參見《周恩來研究資料》,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21頁。

    〔4〕果阿是葡萄牙在印度的一個殖民地,1950年代印度試圖收回果阿地區,兩國發生爭端。1961年印度用武力收回果阿主權。

    〔5〕周恩來在會見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4月28日。參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頁。

    〔6〕周恩來在上海工商業者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4月28日。參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355頁。

    〔7〕〔8〕〔9〕〔10〕〔11〕〔12〕 《周恩來對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歷史貢獻》,《周恩來思想研究資料》,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21頁。

    〔13〕《香港文匯報》1984年12月11日。

    〔14〕〔15〕〔16〕〔17〕〔18〕《周恩來對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歷史貢獻》,《周恩來思想研究資料》,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21頁。

    (摘自: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主持政務歲月》,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4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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