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政務歲月》節選之一
組建首屆“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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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在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薄?〕
霎時間，天安門廣場人頭攢動、紅旗飄舞，人海中爆發出長久的雷鳴般的歡呼。隨后，毛澤東啟動電鈕，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迎著高懸藍天的紅日徐徐升起。這一時刻，標志著“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2〕。
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這項任命，中共中央是在廣泛地聽取黨內外各個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全黨同志、各民主黨派人士和人民團體負責人對周恩來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可以說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
周恩來的才干與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早在1948年初夏，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薄一波向中央工委負責人劉少奇（當時兼華北局第一書記）、朱德匯報工作時，提出了應抓緊經濟工作的建議。但是怎么個抓法，薄一波沒有來得及做深入的調查研究。
這時，朱德脫口而出：“快啦！咱們的周恩來快來了。他是個管家的，管這一個家。他會把這個事情辦好?！敝斓陆又鴱娬{，“他這個人，歷來是管家的，是個好管家?！薄?〕
1949年2月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伊·米高揚受斯大林委派，趕赴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了解中國革命形勢。他在同周恩來會談后，頗為感慨地對俄語翻譯師哲說：“你們成立中央政府不愁沒有領導人，周恩來是當總理最合適的人選。從哪兒找得到周恩來這樣好的總理？！你們有這樣一位好總理真幸運！”〔4〕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總結講話時明確指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還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到北平（北京）后，毛澤東又對羅瑞卿講：“恩來同志是我們國家政務院總理這樣的人才?！薄?〕
開國大典后，被朱德、毛澤東分別親切地稱之為“好管家”“內閣總理”的周恩來便集中主要精力籌建新中國首屆“內閣”——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7〕。
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如何設置呢？周恩來在開國大典前的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一次報告中，對此就已做了概略的介紹。他說：
（政務院）下面設四個委員會協助辦理。這四個委員會是：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下轄五個部門，財經委員會下轄十六個部門，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轄六個部門，另外還有外交部、華僑事務委員會和情報總署，是直屬政務院的，一共是三十個單位。重點在于財政經濟，次之是文化教育?！?〕
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設置好了，但機構所需要的為數眾多的工作人員從哪里來？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籌建政務院時首先碰到的一個大問題。
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的反復考慮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將華北人民政府撤銷，把這個班底拿過來作為政務院的基礎，并參照華北人民政府的經驗組織政務院；然后陸續從其他幾個大行政區抽調一部分人（特別是領導人），來充實和加強政務院。李富春、高崗、鄧小平、彭德懷、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習仲勛等，就是在此后陸續從各大行政區調來政務院工作的。
對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來籌建政務院時非常重視、反復權衡的一個問題。他認為，民主黨派在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斗爭中做出過重要貢獻，因此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都應該有所安排。
1949年3月24日下午，中國共產黨最高統帥部離開最后一個農村指揮部——西柏坡，向古都北平轉移途中來到涿縣。這天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商議25日抵達北平后所要做的有關事情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以及專程從北平趕來迎接和匯報工作的北平市市長葉劍英、中央軍委鐵道部部長滕代遠?！?〕
據毛澤東當年的警衛排排長閻長林回憶：
周副主席說，到北平以后，要在西苑機場舉行入城式。先檢閱部隊，然后與各界代表見面，特別是那些知名黨外人士，如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郭沫若、黃炎培、傅作義、柳亞子、茅盾等見面。這些人過去就和我們合作共事，今天勝利了，他們很高興，急于想見到我們。他們也在考慮今后怎么辦？成立新政府以后，他們能安排什么工作。他們的工作安排，將來要和更多的黨外人士一起全面考慮。明天只是先見見面，將來也要多聽一聽他們對新政府組成的意見。對那些過去同我們合作，在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中做過貢獻的黨外人士，以及在國民黨內部表現比較好的國民黨將領，都應當安排適當的職務。這是關系到我們政策的問題。必要的時候，也要做他們每個人的思想工作，他們的思想也是比較復雜的。
毛主席說：我贊成恩來的意見。對做過貢獻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應該在政府里安排適當的職務。在蔣介石反動統治時期，由于各個時期的情況不同，他們所采取的斗爭形式也不同。有時是公開的，有時是秘密的。他們的斗爭很堅決，不怕抓，不怕關，不怕殺，在斗爭中做出了貢獻?！魈煲娨娒?，是他們歡迎我們，也是我們歡迎他們，并向他們表示感謝。我們希望他們繼續同我們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和其他工作中，他們能夠做出應有的貢獻?！?0〕
但是，怎樣平衡卻是一件極為復雜的事情。由于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時間比較長，對各黨派民主人士的情況比較熟悉，并同他們有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職名單大多數是由他提出。他做了大量平衡與協調工作，將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社會賢達、無黨派民主人士，安排進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
周恩來根據他們各自的歷史貢獻、能力和資歷等，安排他們或擔任副總理或擔任政務委員，或擔任政務院下屬四個委員會的主任或副主任，或擔任部長或副部長。
首先是對傅作義的安排問題。
當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其中包括了程潛、張治中、龍云、傅作義這樣一批國民黨著名將軍。毛澤東、周恩來考慮到傅作義將軍對和平解放歷史名城北平有著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貢獻〔11〕，這是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立下的一大功勞，一定要再給他安排一個部長職位。
周恩來在西柏坡對傅作義說：
傅將軍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和平解決了北平問題，避免了一場災難性戰爭;否則，就會給人民帶來巨大的損失。
我們歡迎你與我們合作，我們的合作是有歷史根源的。在抗日戰爭中，我們是在敵后合作打日本，那個時候我們合作得不是很好嘛?！?/span>
自從蔣介石在1946年發動內戰以來，民主人士紛紛脫離蔣管區，來到解放區。原來準備在解放區召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F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開這樣的會議，你可以參加這次會議啊。你既是有黨派，也是有功將領，參加會議，也是有代表性的?！?2〕
傅作義在綏遠時，曾在興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過許多工作，這樣周恩來就提名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部長，并安排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李葆華到水利部當副部長兼黨組書記，協助傅作義工作。
周恩來很尊重傅作義。中共中央醞釀配備水利部領導班子時，他請傅作義推薦人選，并告訴李葆華等人：“凡是傅作義提的人我們都要用?！薄?3〕
見周恩來真心實意，傅作義大膽地向周恩來舉薦了兩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張含英，他是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秘書長、總工程師、委員長等職；另一位是劉瑤章，曾任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和北平市長。
新政府沒有食言，很快就根據傅作義的舉薦，將他們兩位分別任命為水利部副部長和水利部辦公廳主任。
第二是勸說德高望重的黃炎培擔任公職。
前清舉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的黃炎培，是個凡事都要“講個理”的倔強老人。他在舊社會曾多次拒絕舊政府的高官厚祿，始終奉守“不為官吏”的立身原則。
民國初年的總統袁世凱和之后的北洋政府曾兩次邀聘黃炎培北上赴京任教育部教育總長，都遭到他的拒絕。袁世凱曾無可奈何地送了他八個字：“與官不做，遇事生風?！?/p>
蔣介石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拉他入“朝”做官，或封官許愿、予以特權，或提攜后代、予以優待，但他依然堅持不就?！?4〕一段時間里他窮到寧可“賣字療貧”，也不愿接受國民黨政府的豐厚俸祿。
故此，有人說黃炎培是自鳴清高；也有人說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
1949年3月，黃炎培來到解放后的北平也無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懷仁堂的晚會上，毛澤東問他：“北洋政府兩次請你當教育總長，你為什么不去？”黃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絕不盲目服從的?！薄?5〕
鑒于此，10月11日下午，周恩來親往西城安兒胡同黃炎培家中拜訪，誠懇地提出請他擔任政府公職。黃炎培仍抱定初衷，說：“1946年我才68歲，已覺得年紀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71歲了，還能做官嗎？”
周恩來充滿敬意地望著這位比自己大整整20歲的老人，回答說：“這不同于舊社會做官?，F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由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制定了《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自己有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臺唱呢？”
經過長達兩個小時的懇談，黃炎培“理屈詞窮”，被說動了，但他表示還需要考慮考慮，第二天再回話。這天夜里，黃炎培輾轉反側，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12日早晨，黃炎培廣泛征求了江問漁、楊衛玉、孫起孟等好友的意見，他們一致認為，在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求賢若渴的盛情邀請之下，他應該接受在政務院的職位。
這天晚上，周恩來再次登門拜訪黃炎培，聽取答復。面對總理，黃炎培高興地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6〕
黃炎培的這一舉動，反倒使他的子女感到難以理解了。任職后不久，他在大連工作的四子黃大能因公出差到北京，一見面就問他爸爸，您“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過70而做起官來了？”
黃炎培詳告了周恩來做他工作的經過，并嚴肅地對兒子說道：“以往堅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官呵！”〔17〕
無獨有偶。過去也曾拒絕過高官厚祿的耿介之士——著名的林業學家梁希，也欣然接受周恩來的提名，擔任了林墾部部長。梁希表示道：“為人民服務，萬死不辭?！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傾注在新中國的林業建設事業上。他立足長遠，縱觀全局，對林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進行論證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見，指出要讓“黃河流碧水，赤地變青山”?！?8〕
第三是提議李書城擔任農業部部長。
讓李書城出任農業部部長，有人大惑不解，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來擔此大任呢？
周恩來解疑道：他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之一，辛亥革命首義后在武漢當過革命軍總司令黃興的參謀長，繼之投入了討袁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中起過重要作用；同時，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就是在他家召開的，他的弟弟李漢俊過去對黨也有過貢獻；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他還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這樣安排，體現了照顧民主人士的各個方面。
為此，周恩來派薄一波去找李書城談話，并對薄一波說：“他有這么一個歷史，要照顧這個歷史，你去跟他談談，說要提他為農業部長?！薄?9〕李書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任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部長的。
2
由于周恩來深謀遠慮，費盡心機，所以在他綜合平衡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社會賢達、無黨派民主人士頭面人物，差不多都被安排進了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贏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一致贊譽。
在這前后，不少黨內高級干部和黨外知名人士紛紛提出：應該在政府里給老資格的革命家鄧穎超安排一個職務，以做到人盡其才，使她在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周恩來力排眾議，沒有應允。
對此，當時有很多人都覺得不能理解。彭干臣烈士〔20〕的兒子彭偉光在他撰寫的《西花廳見聞》一文中披露：
我母親認為，鄧大姐除了是總理的一個賢內助外，還應該是政府里的一個部長。所以我母親問總理：“為什么不讓鄧大姐到政府里擔任一項職務呢？”
當時總理很嚴肅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你這個老太太倒想得挺多的呀！這個問題不是你第一次提出的，過去已經有人提過，建國初期，黨內外人士都這么提過，甚至還有人勸過我，但是我不能這樣做?！薄拔沂钦偫?，如果鄧穎超是政府的一個部長，那么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
總理斬釘截鐵地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那時，聽了總理的話，我的母親和我認為總理過于認真了。以后黨和國家歷史的演進，證實了總理的做法是非常英明的?！?1〕
10月19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政務院副總理及其下屬委、部、會、院、署、行主要負責人的任命。在這項任命中，各民主黨派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占了相當大的比重：4位副總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黃炎培）；21名政務院領導成員中，民主人士11人；政務院下屬34個機構的109個正副職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個，其中15個正職（郭沫若擔任了2個正職）。他們〔22〕是：
政務院總理 周恩來
政務院副總理 董必武
政務院副總理 陳 云
政務院副總理 *郭沫若
政務院副總理 *黃炎培
政務院法律委員會主任 董必武
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陳 云
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 *郭沫若
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譚平山
政務院人民法院院長 *沈鈞儒
政務院人民檢察署檢察長 羅榮桓
內務部部長 謝覺哉
外交部部長 周恩來
公安部部長 羅瑞卿
財政部部長 薄一波
鐵道部部長 滕代遠
郵電部部長 *朱學范
交通部部長 *章伯鈞
農業部部長 *李書城
林墾部部長 *梁 希
水利部部長 *傅作義
勞動部部長 李立三
文化部部長 *沈雁冰
教育部部長 *馬敘倫
衛生部部長 *李德全
司法部部長 *史 良
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紹禹
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維漢
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何香凝
重工業部部長 陳 云
輕工業部部長 *黃炎培
貿易部部長 葉季壯
燃料工業部部長 陳 郁
紡織部部長 曾 山
食品工業部部長 楊立三
情報總署署長 鄒大鵬
海關總署署長 孔 原
新聞總署署長 胡喬木
中國科學院院長 *郭沫若
出版總署署長 *胡愈之
人民銀行行長 南漢宸
新中國首屆“內閣”陣容可觀，賢達薈萃，人才濟濟，為許多民主人士所贊賞，他們異口同聲感嘆：“周總理不愧為‘周’（指考慮問題周到、完備）總理??！”〔23〕
陳毅也對薄一波說：“周總理平衡這個班子的功績是，既照顧到解放區的各個方面，也照顧到延安；既照顧到各黨各派，也還要照顧到被安排人的資歷、職業和他的能力?！薄?4〕
四十年后，當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咨議委員會主任孫曉村在《我所經歷的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一文中，仍然感慨道：
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結束后，“我回到上海，朋友們都講共產黨的確偉大，打下了江山，但不統統用自己的人。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黨外人士都是在社會上經過幾十年考驗的中華民族的精英”。
……
“當時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擔任部長以上職務占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一強，他們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這些事情，我深感這樣的人事安排，充分體現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用人唯賢的楷模?！薄?5〕
新中國首屆“內閣”——政務院的人事安排就緒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首次政務院擴大會議，宣告政務院成立，宣布政務院總理、副總理、政務委員以及下屬34個機構的負責人正式就職。
會上，周恩來作了題為《關于政務院的成立和政府機關的組織與干部問題》的報告。他說：“政務院是首腦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彼麖娬{：政務院既已成立，各部門就應制定各自簡要的工作條例和組織條例?！?6〕
3
政務院一經成立，周恩來作為政府總理立即擔負起了“總理一切”的緊張繁雜的處理國家日常工作的任務。
根據政務院第一次會議的精神，他首先抓了《政務院所屬各機關組織通則》等條例的制定，使新政府各部門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軌，適應了“恢復生產，建設新中國”的需要。
為了使政務院及其所屬各委、部、院、署、行都能成為新型的為人民辦事的政府機關，周恩來總理還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創造性地實行了政務會議制度。
政務會議每周召開一次。參加會議的人員，有時是總理、4位副總理、秘書長和15位政務委員，主要職能是討論通過政務院的重要決策、決議、命令和人事任免事項，研究和決定日常的重要工作；有時又是前述人員再加上各委、部、院、署、行的負責人共40多人，討論一般政策，報告一般工作。
周恩來把這種會議制看作是聽取各方面意見、集思廣益、妥善地作決策的重要形式，一般都由他主持，與會者人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最后再由他作結論性講話。
當時擔任政務院副秘書長的孫起孟回憶：
政務委員之一羅隆基，號努生，是民主同盟的負責人。
……
有一天我問他：“努生先生，你為什么住醫院還要參加政務會議呢？”他稍微沉吟了一下，講了一段話：“說實在的，有些會我并不樂意參加，覺得參加沒有多大意義?？墒钦⻊諘h在我心目中卻大不相同，不論我怎么忙，身體怎么不好，總要參加。這是為什么呢？不是政務會議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興趣，也不是這個人那個人的講話我都喜歡聽，而是有一點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務會議上，周總理總有一篇講話，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對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課，所以我舍不得不來。周總理的講話見解精辟，綱舉目張，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領導人所達不到的?！?/span>
“然而它的最大特點還不在此，而在于周總理在講話中把其他人發言時哪怕有一點可取之處，也吸收進去，加以肯定。同時對包括我在內的其他與會人員發表的并不正確的意見，采取極其高明的方式實際上加以糾正，使人真正心悅誠服?！薄?7〕
這個發自肺腑的心聲，證明了周恩來主持政務會議、發表重要講話，在非共產黨員的政務委員中也留下了深刻印象，產生了重要影響力，收到了最佳的政策效應。
政務院自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即在一年時間里，總共召開56次政務會議〔28〕。
同時，周恩來完全信任、緊緊依靠和大力支持陳云主持國家的財政經濟工作。他認為，人民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織和保障經濟建設。他曾多次對協助陳云開展財經工作的薄一波說：“在財經工作這一點上，我們是依靠陳云同志的?！薄?9〕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陳云就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周恩來深知他的優勢所在：他是中共黨內的老資格的組織家，而且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經濟工作的專家。陳云在抗日戰爭后期主持過西北財經工作，在解放戰爭時期主持過東北財經工作并接管沈陽工作，都取得突出成就，深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任。
中共中央進駐北平后，周恩來接連發出四封電報，催促陳云“速來中央”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工作。其急切之心躍然紙上！〔30〕這些電報，是經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傳閱后發出的。
陳云到北平后，在物色干部、籌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征求周恩來的意見。因為他知道：周恩來與黨外朋友交往多，熟悉黨外朋友的情況。
為了盡可能地避免閑置黨外財經人才，陳云致信周恩來：“請你告訴我可以吸收哪些人來辦些事，各人的政治態度如何？”〔31〕馬寅初就是在周恩來推薦和陳云一再敦促下擔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
6月4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有北平的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會議，宣布：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陳云、薄一波負責籌備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暫時屬中央軍委領導，中央政府成立后再由中央政府領導。劉少奇在會上的報告中說：“關于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財經統帥部，其緊急不亞于軍事及其他問題?！薄?2〕
7月12日，陳云主持召開了中財委成立會議。在財經工作中，他重視按經濟規律辦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促進生產發展的政策，又提出了留有后備的財政方針，有力地指導了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開展。
在政務院的直接領導下，新中國在短時間內創造出奇跡般的成就，經過三年時間就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并在1953年順利地開始了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但是就在1953年，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利用反分散主義之機，向毛澤東進讒言，企圖取周恩來總理職務以代之。羅瑞卿1978年初回憶：
（1964年6月）十三陵軍事檢閱時，在一次會前乘車途中，我親自聽毛主席講過，高崗跑到主席那里講總理的壞話，挑撥說，周恩來不能當總理，應該讓別人來當。這個“別人”實際上就是高崗自己。主席駁斥他說：“那怎么行呀！我看他（指周總理）當得很好嘛！”隨后，在那次會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及此事，說：“我剛才在車上對羅瑞卿說這件事，他還不知道哩！”〔33〕
周恩來在主持政府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總是那樣的精神抖擻，精力充沛，舉輕若重，但也拿得起、放得下；總是那樣的有條不紊，高質高效，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正如郭沫若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所感嘆的那樣：“我對于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發條的一樣，有條有理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而有力的律呂?！薄?4〕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開始，周恩來工作時間之長、強度之大，引起了身邊工作人員的關注和擔心。當時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李琦，看到周恩來的工作實在太忙太累，怕他這樣下去累垮身體，于是借他因公不在北京之際，同其他在京的秘書商量后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勸他注意勞逸結合，珍惜身體健康。
回到北京后，周恩來同李琦談起了秘書們給他寫信的事。李琦對此回憶道：
他用很輕的聲音問我：“李琦，這么久了，你還不理解我啊?！蔽耶敃r確實不明白總理指的是什么意思，只好繼續聽著?？偫砬宄卣f：“國家剛建設，我是總理，我應該也必須多做些具體的事，好讓毛主席、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考慮些大的問題?！薄?5〕
另一位總理辦公室秘書馬列也曾回憶：“總理覺得，他既然是一國總理，天下的大事他應該最先知道、第一個知道。他對工作人員有個要求：一、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報告他；二、主席找他時要立即報告他。不管他是主持會議，還是在接見外賓，都要立即寫條子遞進去；如果在睡覺，哪怕剛剛吃了安眠藥，也要立即叫醒他。所以往往有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事件連主管部長還不知道，總理卻先知道了?！薄?6〕又據秘書陳浩在回憶文章中講：“說他廢寢忘食地工作一點不過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他的臺歷上都排滿了‘節目’。頭一天的事還沒完，總理他就想著第二天的‘節目’了。夜里三四點還沒離開辦公室休息，他又想著起床后第二天要辦的事情?！薄?7〕
周恩來領導政府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卓越智慧和非凡才華，得到全黨、全國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從1954年9月起，在第一至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連續四次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直至1976年1月逝世，他在共和國總理主持政務的崗位上任職長達二十六年多。
注釋：
〔1〕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的講話錄音，1949年10月1日。
〔2〕毛澤東：《中國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43頁。
〔3〕方銘、金沖及和筆者訪問薄一波的《關于周恩來總理在建國后的有關情況》的談話記錄，1981年9月11日。
〔4〕《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頁。
〔5〕《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815頁。
〔6〕羅瑞卿：《黨的三大作風的楷?！?，《解放軍報》1978年3月1日。
〔7〕1954年9月以后為國務院。
〔8〕周恩來：《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1949年9月7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43頁。
〔9〕《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817頁。
〔10〕閻長林：《我的警衛工作》，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頁。
〔11〕1974年1月24日，得癌癥在重病中的周恩來前往北京醫院探視因癌癥在病危中的傅作義時，握著他的手深情地說：“毛主席說你對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貢獻的?！保ㄥX正英：《懷念傅作義先生》）1974年4月19日下午一時四十分，傅作義逝世。
〔12〕閻長林：《傅作義將軍上西柏坡》，《文史精華》2010年第12期。
〔13〕筆者訪問李葆華記錄，1982年9月28日。
〔14〕以上參見黃大能：《憶念吾父黃炎培》，《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27頁。
〔15〕〔16〕尚?。骸读紟熞嬗扬L雨同舟》，《相遇貴相知》第3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166頁。
〔17〕黃大能：《憶念吾父黃炎培》，《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頁。
〔18〕方毅在首都各界紀念梁希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83年12月16日。
〔19〕方銘、金沖及和筆者訪問薄一波的《關于周恩來總理在建國后的有關情況》的談話記錄，1981年9月11日。
〔20〕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南昌起義時擔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兼衛戍司令。
〔21〕彭偉光：《西花廳見聞》，《黨的文獻》1995年第5期。
〔22〕凡有*者為民主人士。
〔23〕〔24〕方銘、金沖及和筆者訪問薄一波的《關于周恩來總理在建國后的有關情況》的談話記錄，1981年9月11日。
〔25〕《瞭望周刊》1989年3月14日。
〔26〕周恩來在政務院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9年10月21日。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頁。
〔27〕孫起孟：《羅隆基眼里的政務會議》，《人民日報》1994年5月25日。
〔28〕加上政務院成立時的政務院擴大會議。
〔29〕方銘、金沖及和筆者訪問薄一波的《關于周恩來總理在建國后的有關情況》的談話記錄，1981年9月11日。
〔30〕周太和：《周總理和陳云同志在建國初期》（1993年3月），參見《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07頁。
〔31〕陳云給周恩來的信，1949年5月21日。參見《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609頁。
〔32〕劉少奇關于財政經濟政策及成立財經委員會問題的報告記錄，1949年6月4日。參見《新中國財政經濟政策》一文，《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頁。
〔33〕羅瑞卿：《黨的三大作風的楷?！?，《解放軍報》1978年3月1日。
〔34〕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207頁。
〔35〕李琦：《回憶與思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頁。
〔36〕馬列：《當翻譯卡殼的時候》，《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頁。
〔37〕陳浩：《丹心一片 宏圖萬卷》，《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頁。
（摘自：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主持政務歲月》，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4月北京第一版）